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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速度看，我国杠杆率的增长速度太快了。全球的实体经济部门债务规模，2000年是6万亿美元，2008年是12万亿美元，2018年是18万亿美元。从6到12到18，全球债务增速已经非常快。但中国的杠杆率增速是全球的2倍还多。从结构看，问题出在企业部门。2008年，我国居民杠杆率是53.2%，比发达国家还要略低；政府（显性）杠杆率是37%，比发达国家低得太多。居民和政府看起来问题不是太大。最不正常的是企业部门，2018年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53.6%，基本上位列全球之冠。由此看来，问题和风险就都在企业部门了。但政府杠杆率偏低，这里面其实也是潜藏着问题的。

是什么让互联网企业动起了“用户的奶酪”？资深互联网行业分析师马继华认为，不论是收取提现手续费还是信用卡还款手续费，微信支付的这一系列举动都是在为流量“扎紧袋口”——希望留住资金流，又不希望承担过多的经营成本。不难发现，近年来各大互联网平台都在求解“如何用最小投入来吸引最大用户流”这道题，从打车平台大战到外卖补贴之争，从共享单车的彩虹博弈到三色共舞，用户始终在经历从“薅羊毛”的狂喜到吐槽服务“越来越贵”的轮回之中。而促使互联网企业动起“用户的奶酪”心思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香港证监会强调，在香港，销售或买卖虚拟资产期货合约的平台可能是违法营运。至今为止，任何交易平台或人士若在未获适当牌照或认可的情况下发售虚拟资产期货合约，或就虚拟资产期货合约提供交易服务，均可能违反《证券及期货条例》或《赌博条例》。同时，也没有任何人获香港证监会发牌或认可在香港销售或买卖虚拟资产期货合约。

截至7月25日，该基金A份额净值已回升至1.0396，C份额净值回升到1.0382。责任编辑：常福强蓝皮书指出，我国金融领域仍处在风险的高发期。现阶段的金融风险需要从三个维度把握：宏观层面，要降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中观层面，应当意识到金融风险存在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的交叉传染特点；微观层面，应注意到金融机构自身风险急剧上升。

此外，离核心城市的核心区近的要比远的更值得买，比如在东莞买肯定要比在惠州、中山买更好，在昆山买，肯定要比在嘉善买更好。需要多说一句的是，廊坊目前的房价在调整中，但长线看，在中国最牛城市旁边的廊坊，迟早要补涨回来，且肯定会创新高。无论你愿不愿意看到，都会成为现实。

关于财富估算当然不止这两位。到一战之前，有关财富估算都还是比较时髦的。当时，想成为一名经济学家首先要能够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民资本，这几乎成了一种经济学入门仪式。国际上流行的财富研究在20世纪初也传到了中国。中国一直在紧跟世界，即便在那个时候也是紧跟世界的。财富研究传到中国成为“国富研究”。我在一些旧的报刊杂志寻找关于国富研究的文献，结果发现，尽管封面上有“国富研究”，但在正文中却只有一个豆腐块，并且是穿插在很多与之无关的问题讨论中，像是一块“飞地”。这也可见，国富研究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话题，即便一些非经济类的杂志也要刊登关于各国国富比较的数据。还有一个发现就是，日本一直在做着国富的调研（见图1）。他们通过比较日本1913年（一战前）、1919年（一战后），以及1924年的国富数据，并与1925年六大强国数据进行比较，指出“日本国富近年颇有增加，而较诸英美，仍有逊色”。日本一直在做国富调研，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就如开篇提到的，从事国富研究，或出于征税需要，或出于国际竞争（甚至战争）需要。日本这么做，看来颇多“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