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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扩展反洗钱义务主体范围，明确各义务主体具体范畴。建议参照FATF“新40项建议”，利用开展的业务来界定金融机构范畴，将金融机构定义为金融从业机构，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金融业务的界定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建议参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加强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管工作的通知》等法规，在法律层面明确特定非金融机构涵盖的范畴及需要履行的反洗钱义务。
这所大学现在已经招收了第0期的实验班。招生特别严格，第0期的入学率是3%。为什么这么精挑细选？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在我们看来，我要找的不只是一个学生，他一定是某个行业的高手。他身上就自带这个行业独特的思维模型，当我们把他招到得到大学来，当这些人以极高的浓度交织在一起，就构建出了一个庞大的、丰富的思维模型交流场。现在可以向大家报告，我们的实验班，第0期277名学员，现在都快毕业了。
二是反洗钱义务主体范围过窄，部分义务主体履职缺少法律支撑。随着我国实际履行反洗钱义务机构范围的不断扩大，现行《反洗钱法》所适用的义务主体范围过于狭窄，导致特定非金融机构（支付机构、社会组织、房地产、会计师事务所等）只能依据法律位阶较低的法规、规章等进行履职，缺少上位法依据，部分机构执行效果不理想。
过去几十年，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底层思维模式：宁可被说成是猪，也一定要挤在风口。即使看到千军万马，也一定要走上那座独木桥。感谢2018年，让我们有机会反思。我们还能抓住某个大趋势、随大流、凑热闹，然后鲤鱼跳龙门、一劳永逸吗？我们还可以拿着一张通用的入场券，叩开某一个大门，然后从此躺着分享里面的红利吗？2018年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再也不在了。
对于顺丰来说，几十万人每年要处理几十亿个包裹，也就是说这样面对面的瞬间，至少几十亿次。如果这些点都藏了风险，那风险数量会多到无法想象。这时候靠数据有什么用呢？人工智能对这种事儿，完全没有能力发挥作用。这风险怎么控制呢？如果我是顺丰的老板王卫，我最好的方法就是：专注地对我员工好，因为这是我能做的——推动信用飞轮转动第一下。我只要用行动，真的让我的同事，让快递小哥觉得在这个公司工作有尊严、有体面和有安全，这飞轮就已经推动起来了，剩下的就不光是我的事了。
有一所中学，叫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他的做法很有意思。十一学校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阳光大厅，叫“缘宫”，这是学校的公共空间。李校长用这个空间干嘛呢？只要你是十一学校的毕业生，提前预约就可以终身免费使用这个空间举办活动。可以是你公司的招待酒会，可以是你个人的婚礼，可以是你孩子的摄影展……
